随着中国社会发展，NGO的公共服务作用逐渐增加，少数民族地区本土也应运而生。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处在政治中心边缘和国家边疆地区，且具有不同于主流社会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传统。由于现代国家具有较强的世俗功利性，少数民族地区容易成为现代发展矛盾冲突的聚集之地，也特别容易出现自然生态和社会政治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近年出现不少由民族精英建立的本土NGO。这些NGO扎根本乡本土，因而较少为主流社会和公共传媒所知。但它们对解决当地各种问题发挥着主要作用，带给主流社会诸多启示。

       在“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及其他相关组织的支持下，当地已经形成了一支两千多人的社区“环保人”队伍，他们定期巡逻和监测水源、清理垃圾，成为当地水源保护的主力军。项目组在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研究基地杂荣和甘达两村展开了两地的社区研究，归纳两社区的组织形式，通过对两村的互助合作型社区有助于引发示范效应，未来形成示范社区网络。

青海省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

       三江源协会的成员以藏族为主，致力于青藏高原地区自然环境和传统生态文化的保护和宣传，关注青藏高原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三江源地区的地理和人文背景使得该协会在实施项目时处处体现出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的独特理念，进而影响到三江源协会自身道路的选择，显示出少数民族与当地生态资源结合的独特生命力。

       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以民间角度关注三江源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完成了大学生草原部落、绿色乡村社区网络、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等多个项目：正式建立了索加五大民间社区自然保护小区，成立社区的“野牦牛守望者”；以乡村自然资源保护为基础，让社区公众自觉自发地保护周边的生态环境；促进当地政府对社区保护的认可、鼓励和支持。以藏传佛教的生态哲学思想为基础，引导当地牧民关注生态环境问题，通过和研究机构合作将实践创新带入藏区的环保活动中。

甘达和杂荣村社区组织

       从两村的规模来看，均属于小型社区，甘达村为305户共计1138人，杂荣村共计983人。在支柱产业中，甘达村主要为畜牧业，以放养牦牛及衍生的奶制产品为主，杂荣村在畜牧业基础上，同时发展种植业。在社区组织中，甘达村下设四个生产合作队，以第四生产队的组织构成为例，现有两名合作社社长、一名会计、三名监督员以及两名管理牧场的牧民，在对第四生产队队长巴丁成林的访谈中了解到，合作队成立前主要是以承包到户的形式开展生产，结构松散力量不集中，合作队成立之后更加团结有组织，同时四个生产合作社在资源方面交叉共享。杂荣村下设种植养殖农民合作社，同时包括了村民自发组成的环保组织。杂荣村的社区组织以年轻力量为主，突出的社区特点表现为全村浓厚的学习氛围和较强的凝聚力，青年人一方面快速学习新知识，另一方面通过老带新的形式保留传统。例如杂荣村平日里村里的长辈会将家乡的传统和理念传承给年轻人，每日晚饭后会按户聚集，诵经之后一起学习讨论，而青年帮主动学习并在四年的时间内掌握了藏文及藏教。

       区别于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差序格局”，存在于藏族格局中的是“团体格局”，构成了一个大范围基于藏传佛教的“民族信仰社区”，理解他们的道德体系和价值标准，离不开植根于整个民族的宗教观念和文化体系。

       随处可见的转经筒、悬挂的五彩经幡、虔诚的朝圣者和宏伟的庙宇，构成了中国西部的信仰版图。在这片信仰的土地，走上两三步便可看到镌刻着六字箴言的玛尼石堆，盛大的活佛传教活动，家家户户日常的宗教仪式。宗教已成为藏区自然观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出发点，文化是根植在当地人们内心的行为准则。藏传佛教给人们带来的不仅是自我的修行，更是对世间万物的尊重。

       作为本次项目组中水源保护课题的研究，深入理解当地人们对基于宗教的水生态文化的认识，即当地牧民心中崇尚的藏传佛教 “乐”的概念——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在此基础上再结合技术和检测产品的设计开发，才能构建符合藏区实际情况的水监测服务与系统设计（PSS, Product-Service System）。 

【宁玛派】：宁玛派是藏区最古老的一个派别。它是最早传入西藏的密教并吸收原始苯教的一些内容，重视寻找和挖掘古代朗达玛灭佛时藏匿的经典。由于该教派僧人只戴红色僧帽，因而又称红教。

【噶举派】：噶举派是藏传佛教支派最多的教派。因该派僧人按印度教的传统穿白色僧衣，故称为白教。

【萨迦派】：“萨迦”藏语意为灰白色的土地，因该派的主寺——萨迦寺建寺所在地呈灰白色而得名。由于该教派寺院围墙涂有象征文殊、观音和金刚手菩萨的红、白、黑三色花条，故又称花教。

【格鲁派】：由于此派戴黄色僧帽，故又称为黄教。格鲁派既具有鲜明的特点，又有严密的管理制度，因而很快后来居上，成为藏传佛教的重要派别之一。

       未见面前只曾听闻扎多老师有着近乎传奇的经历：他曾是《可可西里》人物的现实化身，经历无数次与盗猎分子的生与死的较量，他是2006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社会公益奖获得者，曾获得第六届“地球奖”，他是非政府组织青海省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秘书长。在与扎多老师共同工作的数周内，褪去光芒后的他确是身体力行的高原环保行者，他和他的团队在条件艰苦的地区，完成绿色乡村社区网络、野生动物保护、水源保护、社区生态保护行动基金、关注未来教育等大量项目。以藏传佛教的生态哲学思想为基础，引导当地牧民关注生态环境问题，通过和研究机构合作将实践创新带入藏区的环保活动中。

       活佛，是藏传佛教发展到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青藏高原这块神奇的雪域之地培育出的一种独特的宗教文化现象，在世界宗教舞台上独树一帜。时至今日，各宗派的”活佛”依然是藏传佛教中最重要的宗教神职人员，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在广大信教群众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宗教地位。

       藏传佛教认为活佛是永恒的，通过连续不断的“转世”来到世间生活。因此一位活佛圆寂时，就要根据种种“征兆”和“启示”，来确定活佛转世的方向和地点，然后再派人沿着一定方向寻找被认为是活佛化身的“转世灵童”。

       藏传佛教格鲁派有两大活佛转世系统，一个是达赖喇嘛，另一个为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系统虽然不同，但达赖和班禅的宗教政治地位是平等的。达赖与班禅个人之间互为师徒，关系颇为密切。

       维克多·帕帕奈克（Victor Papanek）在《为真实世界而设计》（Design for the Real World）中提倡针对社会功能需求的“真正的、有意义的”设计。通过重新定义设计问题和要点，从社会的实际和大多数人的需要、地域文化和社区发展的需要提出设计目标，通过跨学科的合作，促进重建文化认知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再认知过程。

       此次夏令营其中的一个研究着眼点在于传统民居与宗教建筑的关系，现代村镇与宗教建筑的现状，特别是针对传统藏学体系中工巧明与现代建筑与艺术的创新方法非常关注。通过对中世纪精神之都阿西西（ASSISI）的案例研究，结合项目组田野调查及访谈中发现的问题，希望藏区的城镇建设借助阿西西的成功案例，综合宗教信仰、地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特色和成果，共同创造多元文化交融、和谐相生的“理想国”。

案例研究Case study—ASSISI

       建在山中的古镇阿西西于2000年被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原因正如其当选理由所叙述的，“它与它的文化景观和整个区域系统一起，构成了城市历史延续性的一个独特范例。”阿西西以其独特的历史，因宗教而闻名，由于对古镇的到位保护，实质今日仍然保持着古朴神圣的原貌迎接着世人的到访。

       阿西西这座小镇有着许多的中世纪艺术杰作，构成了独特的文化氛围。例如：圣方济各大教堂，意大利画家契马布埃、锡耶纳画家洛伦泽蒂、意大利画家西蒙尼·马丁尼、乔托等大师的绘画作品等。这些杰作使得阿西西古镇成为研究意大利和欧洲艺术和建筑发展的一个重要参考。

藏区聚落与宗教建筑

       “聚落”(Settlement)指不同于城市和农村的居民点，它更指一定地域社会中人的生活和生存环境。理解藏区传统聚落的分布和特点，对于宗教信仰、宗教建筑的分析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些是一个聚落组成的核心，是藏族人民生活、生产、与生俱来深入骨髓的精神支撑。

       整个藏区的社会结构以宗教为中心，喇嘛教为藏区各阶层所接受，并逐步深入到藏族社会的各个领域，聚落的分布形式也是以寺庙为各种首要活动的运转中心而展开的，社会地位也受宗教信仰的影响。 

（1）传统民居与宗教建筑关系

僧舍与寺庙

       以色达为例，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藏传佛学院即色达佛学院，常住的喇嘛有2 万多人，遇有佛事活动时人数还会增加，最多时可达4 万多人。因此这里也构成了数量繁多的僧舍和金碧辉煌寺庙交相辉映的聚落形式，将宗教事务和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连绵数公里的山谷里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木棚屋，成千上万的喇嘛和尼姑就住在这些小木棚屋里。谷底和山梁上分布着几座寺庙和佛堂，建筑规模虽然不大，但装饰考究而辉煌；身披浆红色僧袍的喇嘛和尼姑来来往往。

村寨与宗教场所

       宗教信仰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对于古老村寨的形成的影响是无形中渗入到每一处的，特别是对于全民信教的藏区聚落来说更为明显。寺庙、煨桑等宗教场所、活动，对于这里的每一位村民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宗教建筑在全聚落中的地位也是至高无上、统领全局的。因此在藏区传统村寨和宗教场所构成的聚落景观十分常见，且这些宗教场所处地理位置较高。

（2）现代村镇与宗教建筑现状与思考

       项目组所到达的村镇均有现代化发展的趋势，随着大量的砖瓦水泥房替代木质房屋，新村镇的出现和存留的老寨也反映了藏区未来城镇建设中需解决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聚落也会渐渐的增长、扩张。例如原有的耕地面积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生存空间的不足导致的原有生存环境的恶化，村寨便分散一部分人口，重新开发新的耕地，开创新的家园，整个村寨演变的过程就如同细胞分裂一样，不断地向外发展延伸。又或是受不同的风俗文化影响、自然灾害，以及国家政策在不同时期的变革等不同客观条件相互作用下，村寨受其外力的影响而变迁。

       与此同时，藏族全民信奉藏传佛教，信仰至上，也形成了民居建筑环绕或趋向佛寺的状态。因此在政府及政策层面如何规划引导，同时不破坏当地文化宗教风貌，是摆在藏区村镇现代化发展中的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