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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形态演变的特点

05/25/2014

汉字的高度概括能力与中国人的直观致思

“于天地山川得玄远流峙之形,于日月星辰得几经纬昭回之度,于云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于衣着投物得揖让周旋之体,于须眉口鼻得喜怒惨舒之分,于虫鱼禽兽得屈伸正动之理,于骨角齿牙得摆抵咀嚼之势,随手万变,任心所成,可谓通三才之品,汇备万物之性状者矣。”汉字对具象之美,许慎已经通过这段文字描绘的很清楚了,我们仔细端详每一个汉字,它就是一幅画。先民在造字的过程中,用无穷的智慧和朴素、单纯、生动的文字意象表现了人与自然以及社会改造中发生的场景。在雷圭元教授关于中国古典图案研究的论述中提到汉字惊人的具象之美就在于:“创造者通过改造自然的生产实践活动,能非常明确、肯定的反映出对象的特征,并形象的表达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在一些文字结构中,创造者经常用一些夸张的手法,以准确的概括对象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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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长于直观地把握世界,重体知,轻认知;重了悟,轻论证。《中国科技史》的作者李约瑟在谈到这种思维形式时说:“中国(古代)思想家对直觉思维的概念认识,可能启示于他们文字的构造。”

在汉字创造的过程中,从“物”本身出发是汉字创造所采取的根本途径。汉字创造经过了从“文”到“字”的发展过程,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即“孳乳而浸多者也”,它是依类象形的进一步扩大。“文”与“字”的根本都在于有形可象,表现于“六书”,或是有所象(像),或是有所指(指事),或是有所会(会意),或是形声相益、取譬相成,都不脱离具体物象。大多数汉字产生于三千年之前,“在原始文明中,人类对具体或特殊方面的兴趣必然占优势,人类语言总是符合于并相应于特定的人类生活形式的”(卡西尔《人论》)。世界上几乎所有早期民族的文字都是象形文字就说明了这一点。正像维柯所说的那样:“最初的各民族都用诗性文字来思想,用寓言故事来说话,用象形文字来书写”。(维柯《新科学》)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特点也相应决定了对它的创造必须重视感情直觉的途径。许慎将其概括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就是强调汉字的创造不离具体的物。当然,所有民族在早期阶段总是自发地倾向于直观,世界上大多数文字都发端于象形就是证明。古希腊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也是一种朴素直观方式,但它在中世纪就被重分析、重科学的认知方式所取代,而我国至今仍然较多地保存着这种方式,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汉字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汉字是目前世界上惟一还在使用的象形文字系统,也建构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盘踞在人们的思维深层,时时启发激活人们模仿这种方式去把握对象,它蕴涵的思维特性和构造方式对人们发生潜在影响。在现代汉字设计过程中我们虽然不能完全回到远古时代寻找造字的快乐。但是大众对文字的认知方式和思维习惯依然还是重要的设计依据,我们的象形字是一种传播效率很高的分析性语言。经常几根线条可以表达很复杂的情绪和故事。形成一个个很鲜明的视觉形象,特别有利于现代的视觉交流的图像化和情绪性表达。

 

马、羊、牛等字的形态演变

“马”抓住了其善跑、眼睛大、鬃马、弯背的典型特作征,并加以夸张

“马”抓住了其善跑、眼睛大、鬃马、弯背的典型特作征,并加以夸张 copy

“羊”的局部特征的概括与性格表现

“羊”的局部特征的概括与性格表现

 

“牛”的局部特征及性格表现、与羊形成对比和区分非常准确

“牛”的局部特征及性格表现、与羊形成对比和区分非常准确 copy

果、鬲、车、耳、齿的演变过程

“果”对自然现象的描绘与期望

“果”对自然现象的描绘与期望 copy

“鬲”对生产工具特征的描绘

“鬲”对生产工具特征的描绘 copy

“车”对古代马车的构成做了精炼的概括,并逐步强调车轮的符号性

“车”对古代马车的构成做了精炼的概括,并逐步强调车轮的符号性 copy

“耳”对局部特征的夸张

“耳”对局部特征的夸张 copy

“齿”对局部特征的夸张

“齿”对局部特征的夸张

汉字抽象表达和辩证思维

除了开始提到的汉字的直观和形象的表现力之外,在几千年的汉字体系完整的过程中,还有些字凝聚了古人的浪漫的想象力和朴素的辩证思维。如下面几个字:

“教”字表现了”老师手执教鞭,督促弟子学习”这样一个场景,字上方的”爻”是声符,形、神、声具备,极具艺术表现力;“既”字则用一个跪坐在食器旁边,脸象后转的人形象地表示“吃饱、已经、完成”的意义;而在“化、北、比”的字的构成中,我们看到了用同一个单元形表达复杂概念的方法。

汉字抽象表达和辩证思维 copy

象形造字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往往无力于表达抽象的概念。于是,造字者又进入了更加艰难的探索历程,即“形声相益”阶段。一是从形体上加以开掘,主要表现为指事、会意方法的运用。指事是汉字摆脱具象迈向抽象的关键一步。它“上以济写实之穷,下以开会意之先”,在汉字创造中扮演了一个极为活跃的角色。它或是通过抽象符号来表示意义,如一、二、三、四等等;或是在象形母体中加上一个符号以显示意念,如朱、本、末;或是通过象形字的变化来表示意义。而会意者,则是“比类合谊,以见指扌为”。它是一种动态的象征符号,通过两种或多种象形符号组织的符号群来表现一个新的意念。因此,符号的选择、形体之间的关系构成就必然受制于一定的思想原则、审美标准等。从此可见,汉字创造过程中会意、指事的介入,使汉字作为运载文化工具的作用得到了很大的补充,象形是形象的静态摹追,指事、会意是复杂意念的动态显现,象形较实,指事、会意较虚。这三种造字方法,从动静虚实内外表里的多角度透视,在线条形体上对汉字作了曲尽其妙的设计,它不但展现了一幅幅古人生活的动人风俗画,也流淌着传统文化心理的潜流。

在汉字字形构造和语词组合中还潜藏着一种辩证原则。对称是汉字构造的重要特点。商代卜辞中出现的汉字就注意到对称、避就、映衬等协调准则,在“字”与“字”的关系上,又存在着两两相对、有序排列的方式,如即和既、北和比、陟和降、正和乏、上和下、杲和杳、凹和凸等。这些所能反映的思维特点就是注重对立统一的朴素辩证思维。

朱光潜先生说:“汉字的构造和习惯往往影响思想,用俳偶文既久,心中就无形中养成一种排偶的习惯,以至观察事物都处处求对称,说到‘青山’就不由得你不想到‘绿水’,说到‘才子’就不由得你不想到‘佳人’”。人们在观察事物时,总注意到它的两面,成双成对象征着一种幸福,一种和谐,也是一种美的经验。在中国人看来,大千世界纷纭复杂,“大化赋体,支体必双”(《文心雕龙·诠赋》,山峙而双峰,水分而交流,禽飞而并翼,星缀而连珠。文字对这种“俪偶化心态”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美国意象派诗人E·庞德曾感叹道:“用象形构成的汉字永远是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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